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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Meghan Racklin 神经现实
“情绪清单”
当我的父亲被问及情绪状态时，他可能会说“饥饿”、“寒冷”，或“疲倦”。有一次，他又因为这类回答遭到了温柔的嘲弄，非常沮丧。于是，他严肃地询问有没有什么情绪清单可供他参考。这一请求引发了更多的嘲笑，使他更加沮丧了。然而，他并非唯一寻求情绪分类的人。
最著名的情绪分类系统，也许是保罗·艾克曼（Paul Ekman）的“普遍基本情绪”（universal basic emotions）列表。自上世纪60年代起，研究型心理学家艾克曼就展开了跨文化研究，旨在说明某些情绪是“普遍”存在的——是天生的，而非后天习得的，并且在多种文化和情境中保持一致。他的工作建立在达尔文1872年所写的书《人类与动物的情绪表达》（The Expression of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的基础上。该书主张，表情是曾经有用的演化行为的残余（比如，生气时的怒容，可能是卷起嘴唇、露出尖牙的冲动的残余）。
在艾克曼最著名的实验中，他向来自不同文化的人展示人脸照片，并要求参与者将面部表情与某种情绪相匹配。基于这一研究，他指出，存在六种不同的普遍基本情绪——生气、惊讶、恶心、快乐、恐惧和悲伤。（艾克曼有时暗示存在七种基本情绪，将轻蔑加入其中。而许多支持他的总体框架的人认为只有五种基本情绪，将惊讶排除在外。还有一些研究者，基于艾克曼最初的研究，认为基本情绪多至十五到二十五种。）随着公众的想象和艾克曼的推波助澜，这六种所谓的“基本情绪”开始经常被理解为所有情绪体验的代表。
艾克曼的工作从一开始就极具争议性。在一篇讲述他研究生涯的文章中，他回忆说，上世纪60年代末，当他在美国人类学协会展示他的研究成果时，一个同事怒斥他是法西斯分子。很多人认为，他的研究没有为文化差别和习得的行为留下空间，太过倚赖生物学决定论。还有人担心，他对“内部状态能轻易通过面部解读”的暗示，听起来就像颅相学。后一个担忧还影响了艾克曼与美国联邦运输安全管理局（TSA）、美国国防部和其它机构的合作，这些机构将他的理论吸收进AI模型和监视技术中——其中许多都有存在明显的种族偏见。他的研究在方法论层面也遭到了批评：他的研究采取了一种迫选范式（forced-choice paradigm），参与者被要求为给定的特定词语和特定照片配对。这些在研究中使用的照片，是艾克曼个人认为能够最好地展现他所说的基本情绪的照片，而其它具有歧义性表情的照片则被排除在外。而且，这些照片所展示的都是模拟的表情，而非真实的情绪体验。
- Milica Golubovic -
记录疫情中的感受
最近，艾克曼的工作还成为了“当代情绪博物馆”（ Museum of Contemporary Emotions）的框架（scaffolding）。该博物馆是芬兰政府疫情期间倡导沟通的“芬兰加油”（Finland Forward）计划中的一个项目。实际上，它是一个互动性的网站，是疫情期间用来记录体验的一种电子档案。网页的风格是消费者导向的创业公司的那种无衬线（sans-serif ）美学，背景则回荡着末世天主教弥撒音乐。疫情期间的事情以时间轴的方式被记录下来：发现病毒，卫生纸恐慌，活动禁令等等，点击其中任一事情，就可以看到芬兰人在经历该事情时记录的情绪证词，以及可视化的数据和一些事实（例如，“烘烤食品在疫情期间大受欢迎”）。每个事件都被分配了艾克曼的六种“主导的基本感受”中的一种。远程工作被标记为“惊讶”；病毒检测是“恐惧”；反种族歧视的游行则是“喜悦”。
情绪博物馆对情绪生活的看法是，在任何时刻，个体都有一种主导的基本感受，如喜悦、悲伤、恐惧、愤怒、惊讶或恶心。这一模型允许细微差别的存在，例如，情绪博物馆允许说，“当你的主导基本感受是愤怒时，你可能感觉被背叛、被批评、被轻视、被惹恼、嫉妒或愤愤不平。”这一框架明确坚持下列观点：所有的情绪经验，最终都能被提炼为有限的基本情绪之一。（然而，这种坚持常常是荒谬的，例如，一个人被羞辱时是更生气还是更悲伤？反种族主义抗议的主导感受真的是喜悦吗？）
这样一来，情绪博物馆就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下列事实：关于疫情的所有情绪经验都是独特的、情境依赖的；也就是说，忽视了（疫情）这一情境能够产生新的感受的可能性。情绪博物馆的简单化的断言——“情绪世界能够被回溯”到艾克曼的六种“基本”情绪——也助长了一个无望的观点：“通过意识到我们的情绪，我们能够更容易地调节情绪以及我们的行为”。情绪博物馆消除了混合的情绪以及全新的感受存在的可能性，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也表明了，它的中心目标，与其说是记录情绪体验的混乱，不如说是约束这种混乱。
与此同时，情绪博物馆还主张，找到表达情绪的恰当的词语，对于理解和沟通那些情绪而言是重要的。这与语言的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ty）相关。语言相对论认为，语言组织并影响了我们关于世界的经验。这套理论的最强版本（有时被叫做“语言决定论”，这种观点已经饱受质疑）表明，我们只能感受到能够被我们命名的情绪。情绪博物馆暗示它正在为参与者提供理解情绪的必要词汇，这已经非常接近语言相对论光谱上语言决定论的这一端。如果我们真的只能理解被我们命名的情绪，那么情绪博物馆提供的六种可能性可能是一种阻碍：拥有这些选项或许能交流你的感受，但交流的内容也变得笼统而无用了。
Museum of Contemporary Emotions主页：
https://museumofcontemporaryemotions.fi/
记录情绪的历史
最近另一个叫做“情绪实验室”（Emotions Lab）的线上研究则允许更加复杂的情绪图景*。情绪实验室是伦敦玛丽王后大学的情绪历史研究中心的一个项目，致力于记录情绪的历史。该实验室的特色是关于各种情绪（包括焦虑、怀旧、同情和孤独等多种不在艾克曼的基本情绪之列的情绪）的短文、播客和游戏。实验室提供的两个游戏分别是情绪学（Emotionology）和“他们有怎样的感受”：前者是一种打印即玩（PNP）的情绪猜字谜游戏；后者则是艾克曼研究的一个变体，要求玩家将情绪与历史照片进行匹配，意在说明情绪表达是如何随时间变化的。这些游戏极具挑战性，清楚地说明了情绪表达的特异性。（例如，在“他们有怎样的感受”游戏中，某张脸起初意在展示一个感到悲痛的男人，但我以为他表现出的是困惑。）
*译者注
情绪实验室地址：https://emotionslab.org/
此外，实验室还有一些与当代情绪博物馆类似的目标。情绪实验室由一个叫做“与情绪共处”的项目资助，该项目“旨在利用历史和人文学科来帮助人们清楚地表达情绪，并迈向他们能自己能充分理解的情绪健康观”。这一目标与情绪博物馆的类似，强调自我优化，复述了情绪博物馆令人懊恼的观点：一个人对自己的情绪健康是负有责任的。不过，情绪实验室将注意力主要放在情绪经验的社会性、文化性和历史性情境中。
然而，与情绪博物馆不同，情绪实验室直接地了拒绝了艾克曼的理论并隐秘地拒绝了语言决定论。例如，它对幸灾乐祸（Schadenfreude）的研究关注的是，在这个德语词在英语世界变得流行之前，这种情绪是如何被英语使用者感知的。这一项目旨在展示情绪表达、语言和经验随时间变化的方式。情绪历史在演变，而情绪自身也在演化。这表明，“基本情绪”拥护者的简化策略，充其量是不完整的。如果情绪有过去，那么它们也有未来。
- Milica Golubovic -
创造情绪的未来
情绪的未来要靠语言现实局（Bureau of Linguistical Reality）来探索。这是一个参与式的线上艺术品，“是为人类世（Anthropocene）收集、翻译和创造新的词汇而建立的”。网站页面有一张显眼的照片，照片上有两个望向灰色海洋的女人，她们面对的是即将到来的气候危机。照片下面是白色卡片，标着使用者上传的新词语以及它们的定义。其中大多数词语与情绪相关，但也有一些词语解释新的经验，物体和关系。例如，“blissonance”指的是一个人在得知即将到来的气候变化会影响她/他所在的地方时，幸福破灭的感觉。“empathetic blench”（同理畏缩）是指一个人在接受一种慷慨行为时的一种想要退缩的感受——她/他意识到了这种慷慨的行为对环境或社会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而给予者却意识不到*。“déjà sisyphé”**是指“一个人在对话过程中反复出现的疲倦感和沮丧感，出现在他每次意识到自己又得解释一遍的时候”。
*译者注
*即在移情了“慷他人之慨”或“借花献佛”的人之后，替其感到顾忌和畏缩。
**déjà为法语词，意为似曾相识，sisyphé即西西弗，这两个词的混合生动地传达出一个人在一再解释已经说过的话时产生的疲倦感。
Bureau of Linguistical Reality主页：
https://bureauoflinguisticalreality.com/
语言现实局意识到，包括艾克曼的“基本情绪”在内的、已经存在的情绪范畴，不足以涵盖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涌现出的需要交流的情绪。它希望通过提供“新的词汇，表达当世界发生变化时人们有怎样的感受和体验”，能够“在促进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文化观念的转变的同时，促进对话”。这一希望略显天真——毕竟大家都很清楚，要有意义地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对话。然而，正是当前危机的规模，使得语言现实局的项目有了必要性。世界瞬息万变，靠语词本身确实无法修复，但我们仍然需要新的词语，来刻画这些变化带来的新感受。
语言现实局把“语言塑造了我们的经验”的想法作为一个既定的事实，以明确的（但有些戏谑的）方式拥抱了语言相对论这个概念，认为语言会影响语言使用者对世界的知觉。同时，就像情绪实验室那样，语言现实局似乎拒斥语言决定论，它的项目内含了“人们能够对其不能命名的东西有所感受”的这一信念，预设了参与者对他们的新感受有前语言（pre-linguistic）的理解，因此邀请参与者为气候变化带来的新感受和新经验创造新的词汇。尽管这一项目的解释性胜于实用性（我并没有看到“blissonance”成为我日常语言的一部分，尽管我十分熟悉这种感受），但语言现实局意识到情绪必然是情境依赖的，而且目前还没有什么词汇能描述由这个变暖的世界带来的新的情绪体验。发出邀请，意味着这一项目承认，描述情绪范围需要的是更多的词语，而不是更少。它就像我父亲一样十分严肃地关心着这个问题，尝试为人们提供更多的谈论感受的方式，同时也意识到不可能创造一个能够涵盖所有情绪的词语库。
作为这个项目的名字，“语言现实”不仅指向个人的现实，还指向公共的、社会的现实。语言现实局暗示道，尽管我们在未命名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感受事物，但为它们命名就能使它们被识别和交流，无论对人对己而言皆然。语言塑造了感受，使之具体化。正如语言现实局的宗旨说明所言，语言帮助我们“完全把握”我们的感受。尽管当代情绪博物馆也认为，语言使得我们的经验可理解、可交流，但语言现实局却能为不断扩充的情绪留下空间，而非约束任何一种情绪。二者的差异可能是由于，语言现实局想实现一个更好的世界，而情绪博物馆只是希望回到前疫情时代的“正常”状况。换言之，语言现实局希望更丰富、可描述更多情绪的语言能影响未来；情绪博物馆则希望整齐划一的情绪范围能重建过去。
所有这些项目，尽管在程度和结果上存在差异，但都表明我们能够通过为情绪归类掌管并使用它。但将全部情绪进行分类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情绪实验室和语言现实局承认这一事实，虽然它们仍然在建立新的情绪分类学。一篇名为《约翰·威尔金斯的分析语言》（The Analytical Language of John Wilkins）的短文讲述了语言和分类学的武断本质。文中，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写道：“穿透宇宙的神圣图景的不可能性，无法阻止我们勾勒人类图景，即便我们知道这种图景只是暂时的。”在这一神圣图景中，情绪是一个特别无定形的因素，因此，我们对其进行归类的尝试注定最多只能是暂时的，而我们掌控情绪的企图也注定要失败。找到恰当的词语不会终止气候变化，也不会扭转疫情的影响。或许我们能够期望的，不过是让我们奇怪且混乱的感受变得可交流，而又不减损复杂性。我的父亲永远不会得到他想要的清单，但有时当他人问及他的感受时，能够给出回答就足够了。
作者：Meghan Racklin | 翻译：Muchun
校对：Sixin | 编辑：杨银烛
封面：Milica Golubovic | 排版：光影
